鳳凰衛(wèi)視5月19日《冷暖人生》，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她的丈夫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從蘇聯的中國，他們歷經沉浮，數經考驗。

　　李莎(李立三的妻子)：要么祖國，要么丈夫，我選擇了丈夫。

　　解說：陳曉楠專訪李莎、李英男母女，揭秘新中國最高級別，國際家庭的悲歡離合，《冷暖人生》我和李立三。

　　1975年5月的一天，李英男和妹妹雅蘭來到秦城監(jiān)獄，“文革”期間，她們曾在這里度過了兩年的鐵窗生涯，此次故地重返，為的是一個期待已久的團聚。

　　李英男(李立三的長女)：看見有兩個看守，押著一個囚犯，穿著一身黑服，然后一點一點一點地走過來，那個人我遠處看，頭發(fā)特別短，而且?guī)缀蹩鞗]頭發(fā)了，我覺得是個男的，走過來的過程當中，我就覺得有點不對頭，特別有意思，我覺得這個人鼻子怎么那么高啊，我說好像是個外國人，怎么這可能還有外國人，后來突然，好像一亮，哎呀，我說這是我的媽媽。

　　陳曉楠：李英男，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她的母親是李莎，原名葉麗薩維塔·基什金納，是俄羅斯人，而她的父親是曾經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李莎出生在俄羅斯，但是卻在中國度過了她的大半人生，她和李立三組成的跨國婚姻，讓他們一家也成為了新中國初期，可以說是級別最高的國際家庭。

　　但是這也讓這個本來很普通的俄羅斯姑娘，突然一下子被卷入到了時代的政治風雨當中，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她曾經被自己祖國的人稱之為是“叛國者”，也曾經被中國人稱之為是“蘇修特務”，李莎說其實這一切都很簡單，它只是源于一場之死不渝的愛情。

　　解說：1967年6月22日下午，秦城監(jiān)獄收押了一名金發(fā)碧眼的中年婦女，這個頂著“蘇修特務”罪名的犯人，正是李立三的蘇聯妻子李莎，為了消磨灰暗的牢獄生涯，來到中國20年的李莎，在監(jiān)獄里開始第一次認真的學習中文。

　　李莎：我看報紙，如果我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門，那個看門的他問，你要什么，我說我要請你，我看報的時候聽不懂，你給我說一說這是什么意思，哎呀，他高興死了，他就開始，哎呀，那個老太婆，這個壞蛋開始改造。

　　陳曉楠：他們心想是這個“蘇修特務”這個“壞蛋”還挺積極。

　　李莎：改造思想。

　　解說：李莎心里清楚，自己沒有什么開改造的，在無休止的疲勞審訊中，看報紙和默默回憶與丈夫相愛30年的點點滴滴，成為她無聲的堅持與反抗。

　　1933年的秋天，美麗的俄羅斯姑娘李莎才滿19歲，那時她剛剛從遠東回到家鄉(xiāng)莫斯科，一天她去好友家里作客，驚訝的發(fā)現客人當中還有一個叫李明的中國人。

　　李莎：他看起來不超過三十歲，高高的個子，頭發(fā)很蓬松，很漂亮，大大的眼睛，他給我講中國，講中國的革命活動，在上海大罷工的時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他沿著屋檐跑，爬墻跳墻，那些警察緊跟著追在他后邊，我像海綿吸水一樣，聽他講關于中國的有趣的故事。

　　解說：第一次見面，李明的氣質、風度和勇敢深深吸引了李莎，幾天后，她才從一個朋友口中得知，原來這個小伙子正是著名的中國工人領袖李立三。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曾經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五卅運動和南昌起義，在瞿秋白離開中共領導崗位后，李立三一度成為黨內最高領導人。

　　1929年，由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李立三奉命趕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檢討錯誤，盡管當時的李立三飽受排擠，前景一片灰暗，但他誠實勇敢的特質，卻深深打動了李莎。

　　1936年2月，37歲的李立三和22歲的李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招待所舉辦了簡單的婚禮，當年5月，他們來到黑海之濱度蜜月。

　　李莎：那時是5月份，玉蘭花開的季節(jié)，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我都沒想到，他爬到樹上開始摘花，摘了這么一大捧，然后送給了我，當然我很高興，覺得這很浪漫。

　　解說：就在新婚夫婦沉浸于幸福生活之際，一場襲卷整個蘇聯的政治風暴，卻正無聲的向他們逼近，從1934年12月開始的蘇聯“肅反”運動中，許多紅軍將領和蘇共黨員遭受迫害，1937年“肅反運動”進行到最為殘酷的階段，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睡夢中的李立三夫婦吵醒。

　　李莎：有人咚咚敲門，敲得很重，我們打開門，門口站著兩個軍人，一個戰(zhàn)士肩上跨著步槍，他遞給李立三一張紙，上面寫著“逮捕證”，當時我整個人突然就全身發(fā)冷，好像死了一樣，李立三被帶走之前，他對我說，你轉告我們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告訴他我是清白的，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中國人民、俄國人民，對不起中國共產黨的事情。

　　解說：因被懷疑是“日本特務”，李立三被蘇聯內務部逮捕，李莎拿起筆將丈夫的畫一字補漏的記在紙上，交給住在隔壁的共產國際代表陳潭秋，幾天后，李莎接到學校團委通知，前往禮堂參加全體團員大會。

　　李莎：他們羅列了他的所有所謂的罪名，然后就讓我表態(tài)，我說我和丈夫結婚的時間不長，兩年，兩年這個時間也不算短了，所以我能夠近距離地觀察他，我沒有發(fā)現他做過任何壞事，他們很不喜歡我這種態(tài)度，因為我沒有跟他們唱一個調兒，團委書記說，你們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這樣的人，就是說我就不配留在團內。

　　我就掏出自己的團證放在桌上，轉身就下臺走了，這個時候整個大禮堂鴉雀無聲。

　　解說：自從被內務部抓走后，李立三音信全無，放棄團籍的李莎拿著共產國際的介紹信，反反復復地穿梭于莫斯科的各個監(jiān)獄之間，在奔波了近半年后，她終于在塔崗卡監(jiān)獄獲得了丈夫在押的消息。

　　24歲的李莎當時還是個大學生，她和母親每個月的生活來源只有250盧布的獎學金，但李莎還是會借探視的機會交給丈夫50盧布。

　　陳曉楠：他是不是其實沒想到像跟你戀愛的時候，你可能還是一個少女，可能是柔弱的需要保護的，但實際上當他出現危險的時候，你一個一個監(jiān)獄去找他的時候，就內心的那種能量那種堅強，讓他挺吃驚的吧?

　　李莎：他沒有跟我說很多，但是他說了一句話，他說在這種危難時刻，你對我做出的一切我一輩子不會忘。

　　解說：1939年11月6日，蘇聯十月革命節(jié)前夜，距離李立三入獄已經過了600多天，李莎家的門鈴突然響了起來。

　　李莎：很長很長的聲音，我不知道為什么，好像就觸了電似的突然想到，李明回來了，我就馬上跳下床，跑去開門，打開門，他站在那，李明站在那，站在他右后面的是一個軍人，他對我說，這是我們送給您十月革命節(jié)的禮物，我都沒顧得上關門，就轉身沖向廚房，這是個很大的公共住宅，廚房在長長的走廊的那一頭，我一邊跑一邊喊，媽媽媽媽，李明回來了。

　　陳曉楠：1939年，去蘇聯治病的周恩來后來出面和蘇方交涉，李立三這才得以結束了這一段22個月的鐵窗生涯，李立三在出獄之后，共產國際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沒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之下，單方面停止了他的中共黨員的黨籍，而且也不允許他回國，于是沒有黨籍、沒有戶口、也沒有工作，李立三就淪為了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靠著每個月從國際紅十字會領的200盧布救濟金來維持生計。

　　1943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一個女兒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沿岸召開在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中，對“立三路線”做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和評價，這一年的12月31號，李立三接到了通知，他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多年的政治抱負終于得償，李立三無比的興奮，然而這個消息對李莎而言，卻好似晴空霹靂。

　　李莎：當初我決定嫁給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國去的，因為他是一個沉浸在政治中的人，政治對于他來說就是生命，我不能說，這對我來說完全是個意外，但是我感覺到這一切可能都完了，我們分別的時刻來臨了。

　　解說：1946年1月16日，心情沉重的李莎帶著兩歲多的女兒英男來到雅羅斯拉夫車站送別丈夫。

　　李莎：他對我說，你要相信我，我一定竭盡所能把你接到中國，他說你同意嗎，我說當然。

　　陳曉楠：心情很復雜啊。

　　李莎：但是我還是對他堅信不疑，他是一個從來都不違背諾言的人。

　　解說：1946年1月，在國別祖國15年之后李立三終于回到了中國革命最前沿，在哈爾濱李立三作為中共首席代表與爭取和瓦解國民黨軍的工作，因為保護豐滿電站立下了汗馬功勞，八個月后，李立三也終于辦好了李莎來華的所有手續(xù)，正當李莎準備啟程時，東北戰(zhàn)事又起，駐扎在哈爾濱的中共領導團時刻待命，準備撤離，期待團圓卻又擔心家人安危的李立三，內心矛盾不已。

　　我親愛的麗扎，昨天我本想給你發(fā)一封電報，內容是這樣的，形勢復雜，暫勿啟程，發(fā)完電報，我的情緒十分低落，去找一些同志談心，他們異口同聲，勸我把電報收回，我果真把電報收回了，現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這樣做呢，你在莫斯科正過著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卻叫你來到戰(zhàn)火紛飛的地方來，讓你再一次經歷戰(zhàn)爭的艱辛和恐怖，可是我又想，假如現在不叫你及來，那要等到什么時候，國內的戰(zhàn)爭不會很快結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我相信你是不會感到畏懼的，等到我們重新團聚，我們就不僅是恩愛夫妻，還會是共同戰(zhàn)爭的戰(zhàn)友，我們要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在戰(zhàn)爭生活中找到我們的幸福。

　　接到丈夫的信后，1946年，32歲的李莎帶著孩子告別親人，離開祖國，來到中國，陪伴丈夫度過了戰(zhàn)火紛飛的內戰(zhàn)歲月。

　　三年后，人們終于迎來了和平，建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澤東右側，建國之初，他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盡管公務繁忙，李立三依然細心地呵護著這個來之不易的家庭。

　　李英男：五六點鐘回到家，他還是有時拉著我們到北海去走一圈吧，我們就一起到北海，有的時候我們就和妹妹跑在前面玩一玩，然后又回到他們的身邊，他們在那邊手挽手，還是一直保持著那個國外習慣，就在那個時代里頭，還手挽手的走著，很親密地在聊天。

　　陳曉楠：那個年代在街上手挽手的夫婦不多吧。

　　李英男：很少的，但是我父親還是一直是這樣的，他知道我媽媽愛花，中南海沿著那個南海的湖邊，都是很高的丁香樹，所以有時候開完會，他就開始摘那個樹枝，然后摘了一大把就回來，就送給我媽媽，我媽媽還說他呢，說你看，你不是在破壞環(huán)境嗎，他那個時候就像一個淘了氣的小孩，低著頭，但是還是愿意做出這種淘氣的事情。

　　解說：然而生活的平靜總是被政治擊打碎，1960年，中蘇關系徹底破裂，許多中蘇聯姻家庭頂不住壓力紛紛解散，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一天周恩來向李立三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要么跟李莎離婚，要么讓李莎與蘇聯脫離關系，加入中國國籍。

　　陳曉楠：但是他(李立三)當時其實承受了特別大的壓力，是吧?

　　李莎：當然，而且壓力來自上層，但是他非常堅定，他說我知道李莎絕不可能干那樣的事，絕不可能當特務，他甚至說我可以用我的黨性做擔保。

　　解說：1961年春天，李立三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向中央說明他不與李莎離婚的原因，離婚風波暫告平息，但一年之后，在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等人再次翻出李莎的國籍問題大做文章。

　　此時的李莎正面臨著人生中最嚴峻的一次抉擇，在祖國和丈夫之間，在愛國和愛情之間，李莎反復衡量，來回搖擺，始終難下決心，直到有一天，李莎做了一個夢。

　　李莎：我站在山頂上看日出，云霧繚繞，漸漸的逐漸地霧氣消散了，太陽也變得越來越明亮，我心里很高興，亮堂起來，他(李立三)并沒有笑我，他很嚴肅地說確實是這樣，我們現實生活中周圍這些烏云正在逐漸散去。

　　解說：1964年7月，李莎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書，周恩來親自批準了這一申請，兩個月后，李莎正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李莎：就這樣，我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叛國者。

　　陳曉楠：尤其在那種關系的情況之下，可能放棄蘇聯國籍，也代表著你好像站到了蘇聯的對立面，是不是?

　　李莎：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究竟是站在哪一邊，我面臨的選擇是要么祖國，要么丈夫，我選擇了丈夫。

　　解說：在這場政治漩渦中，這對患難夫妻頂住了壓力，但烏云并沒有卻并沒有夢中那樣散去，很快，另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已經迫在眉睫。

　　1966“文革”爆發(fā)，李立三首當其沖被批為國內“蘇修特務頭子”連通妻子李莎一起接受批斗。

　　李莎：當時華北局的禮堂擠得水泄不通，我們站在高臺上站成一排，全是這個局的書記，就讓我們“坐噴氣式飛機”會議后丈夫被弄得精疲力盡了，但是他還有力氣跟我開玩笑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我說怎么了，他說你看，你現在跟中央委員會，華北局的書記們平起平坐了。

　　陳曉楠：很苦澀的笑話。

　　李莎：但是我非常高興，李立三居然還能開玩笑。

　　解說：1967年，針對李立三的批斗進一步升級，從小范圍的內部檢討到紅衛(wèi)兵操控的批判大會。

　　李莎：那時李立三跟我講，你知道嘛，李莎，我現在身體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們手里，他們就把我?guī)У教旖?，那我肯定受不了，我們像往常一樣用俄語交談，當著紅衛(wèi)兵們的面，那些紅衛(wèi)兵突然罵道，你們用這種修正主義的語言，說什么呢，我就反駁說列寧和斯大林，他們也是這樣說話的，難道他們也是用修正主義語言說話的嗎，他們馬上就住嘴了。

　　解說：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每況愈下，于是他給毛澤東寫信做最后的申訴。

　　李莎回憶錄：高壓之下，即使是最堅強的人也會被搞跨，有一次李立三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你知道嗎，李莎，我可能成為文革的犧牲品。

　　解說：給毛澤東的信還沒有寫完，李立三就被造反派帶走，幾天后，在華北局的批判現場，李莎見到了丈夫，在整個批判過程中，身體虛弱的李立三一直坐在椅子上，批判結束，李莎被強行帶走，臨別前，李立三使勁地握住了李莎的手，說了一句保重，這一瞬間就是二人的永訣時刻。

　　八年后

　　解說：1975年5月的一天，李英男和妹妹雅蘭來到秦城監(jiān)獄看望母親。

　　李英男：差不多第一句話，他就問我說，你們見到爸爸了嗎，我就低著頭，我說還沒見到，她自己就分析說，你看現在已經批準你們看我，那么我估計，可能以后還會批準你們看爸爸，你們一定要去看他，她說你們去看爸爸的時候，別忘了除了帶吃的以外，還給他帶一條中華煙，她說他，你爸他就愛抽中華煙，她說我就在牢房里頭，我還一直想著，他抽不上中華煙他會多難受，她說你爸爸最怕光，他現在也有點神經官能癥，我知道他是吃安眠藥的，所以在家里，就包括白天休息，也要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的，她說只要有一點光，她就睡不好覺。我心里說，爸爸不會想了，爸爸早就安息了，也不怕光，也不怕黑了。

　　解說：此時李莎并不知道，在監(jiān)獄里整整思念了八年的丈夫，早已離開了她，原來在1967年和李莎分別的第二天，李立三就離開了人世，但在探監(jiān)之前，工作組特別叮囑李英男，不能夠和母親談論李立三的真實情況。

　　從1975年春天起，秦城監(jiān)獄的政治犯開始分期分批地釋放，不久，李莎也結束了八年的關押生活，之后她被發(fā)配到山西運城的農村，第二年春節(jié)，李英男去運城探望母親，那時她終于決定說出真相。

　　李英男：我就說爸爸的消息你知道嗎，她可能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是不好的消息，她就跟我講說，沒事你都直說吧，我都能夠支持得住，我就說爸爸已經不在了，她馬上問我什么時候，我就告訴她1967年6月份，哎呀那么多年前了，她就沒再說話。

　　解說：1977年7月，全黨進行了撥亂反正，一年后李莎獲準從運城搬回北京，歷經12年的牢獄、風霜，生死離別后，60多歲的李莎已是滿頭白發(fā)。

　　李莎回憶錄：我剛回到北京時，有不少人問我，您在中國受這么大委屈，不打算回去嗎，我總是坦然地笑著回答，這是歷史，對待歷史有什么委屈可言，鄧小平同志，他們都受到過打擊迫害，現在他們正努力撥亂反正，給我們一家落實了政策，我很滿意，再說立三同志在在蘇聯蹲過監(jiān)獄，我在中國坐過牢，我們算是打了個平手。

　　解說：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里，中共中央為李立三舉辦了隆重的悼念儀式，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系數出席，在悼詞中，李立三被評價為一個優(yōu)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而這一天，恰巧是李莎66歲的生日，在這場遲到了13年的追悼會上，沒有遺體，也沒有骨灰，黨旗覆蓋下的骨灰盒里，只有李立三生前用過的一副眼鏡和一枚印章。

　　陳曉楠：你有沒有后悔過嫁給他?吃了這么多的苦。

　　李莎：從來沒后悔過，特別是現在，已經過了那么多年的平靜生活，我覺得這種坎坷甚至還是蠻有意思的，如果你的人生沒有這些坎坷，生活就會很乏味，苦難，怎么說呢，不會白白過去的。

　　陳曉楠：那您怎么評價您的丈夫李立三呢?

　　李莎：他是一個好丈夫，也是一個好父親。

　　陳曉楠：回到北京之后，李莎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書，這一教就是幾十年的時間，直到她80歲才退休，1980年代之后，中俄雙方的交往日趨頻繁了，李莎開始頻頻地出席各種友好活動，也在家里接待很多來自故鄉(xiāng)俄羅斯的人，有的人就甚至把她在北京木樨地的家，稱作是“俄羅斯俱樂部”。

　　李莎的家真的非常的有特色，客廳里既掛著湘繡，掛著鄭板橋的竹，也有西式的油畫和俄羅斯風情的藝術品，而且這一切混搭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貼切，毫不突兀，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李莎度過了她大半生的時間，這半個世紀的政治洪流聲勢滔天，似乎碾碎了一切，但是卻唯獨改變不了一個女人簡單而執(zhí)著的心。

　　解說：2015年，5月12日13時，李莎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