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1】

　　“4·9”案為何一拖8年?

　　公安部領導意見在先，內蒙古自治區(qū)政法委要求重新調查4·9案的要求在后，為何4·9案重審一拖8年?昨日新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多位與此有關的人士。

　　“再審程序其實很簡單，關鍵是相關部門愿不愿意啟動。”昨晚，中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刑事專業(yè)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對新京報記者說。

　　田文昌認為，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之所以沒能再審，原因還是在人。

　　他說，案件再審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詞匯，此前國內多起案件中，均啟動過再審程序。案件再審，“檢察院可以以審判監(jiān)督為由提起再審;法院也可以以案件復查緣由主導再審，當事人也可以到法院提出訴請。”

　　“程序很簡單”，田文昌介紹，再審最主要還是在法院。“我認為此案之所以拖延如此長時間，主要還是在于相關部門想不想啟動。”

　　另據(jù)記者調查，4·9案久無進展的另一個原因若糾錯就會有很多部門受到影響。

　　“事實上，在內蒙古公檢法系統(tǒng)內部，不少人已經認定呼格吉勒圖確實被冤，但因為如果案件再審乃至平反，這就涉及人員問責和國家賠償?shù)膯栴}，尤其是人員問責，這才是案件何以久拖不決的關鍵。”呼和浩特市一熟知此案的知情人向新京報記者如此表述。

　　他表示：如果“4·9”命案再審，呼格吉勒圖確實無罪，那么呼市乃至內蒙古自治區(qū)公檢法系統(tǒng)當年的辦案人員均有錯，這其中不少人現(xiàn)已身居要職，他們該承擔何種責任?這讓體制內意欲推動此案再審的決策者頗費腦筋。

　　作為呼和浩特市新城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四級高級檢察官，滑力加對公檢法系統(tǒng)在“4·9”命案中的表現(xiàn)多有批評：當時的檢察機關在決定是否批捕、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等環(huán)節(jié)也沒有把好關，“按照當下的標準，這個案件顯然是不夠批捕條件的，更不用說起訴了。”

　　【追問2】

　　精斑為何未對比又莫名丟失?

　　隨著有關部門對4·9命案調查的不斷深入，18年前那些隱藏在卷宗里的疑點，一些屢屢被漠視的重要證據(jù)，也正逐漸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

　　呼市公安局的前述退休領導告訴新京報記者，在諸多證據(jù)中，警方提取了受害者體內的兇手所留精斑，但這一核心證據(jù)并沒有引起警方的重視。

　　上述領導稱，首先，警方并沒有將呼格吉勒圖的精斑與受害人體內的精斑進行對比，其次當趙志紅供述了自己是4·9案真兇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兇手精斑樣本又莫名丟失。

　　對于這樣的關鍵證據(jù)為何不鑒定?在“4·9”命案發(fā)生期間，曾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另一地分局局長的老警察說，這中間固然有辦案人員的素質問題，即當時的要求是從嚴從快，具體辦案人員認為其他證據(jù)足以支撐結論，所以精斑鑒定做不做無所謂了，因而存在“失誤”。另一個原因還是跟當時的環(huán)境有關，這位人士介紹，當時辦案經費非常緊張，最常見的例子是，如果某個警察需要配備警用裝備，都需要自己掏錢向公安廳買，是否有經費支撐做精斑鑒定就可想而知。

　　“當時呼市沒有條件做，要做鑒定的話，只能去北京、上海，經費不足不說，一次鑒定還要耗費幾個月時間，這與當時快速結案的要求是不符的。”這位當時公安局分局領導介紹，“嚴打”期間，領導對各分局的破案率等都有排名，如果自己轄區(qū)內發(fā)生命案，遲遲未破就會落后，這使得幾乎每個基層干警身上都有破案壓力。

　　其次，在公訴環(huán)節(jié)，檢察機關在“4·9”案件的處理中也有不當之處。呼和浩特市新城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四級高級檢察官滑力加認為，據(jù)顯示，公訴人員在訊問呼格吉勒圖時，當事人曾訴稱自己是無辜的，且反映公安機關存在誘供的可能，這些都是疑點，作為公訴機關顯然不能放過。在這份口供中，呼格吉勒圖表示:“今天我說的全是實話，最開始在公安局講的也是實話……后來，公安局的人非要讓我按照他們的話說，還不讓我解手……他們說只要我說了是我殺了人，就可以讓我去尿尿……他們還說那個女子其實沒有死，說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昨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主要領導、上述不愿公開姓名的那位退休警察證實有這份口供存在，“我親眼見過”。新京報記者獲悉，這份筆錄形成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時20分，訊問人為呼市檢察院檢察官劉某和彭某。但這些疑點當年都未被法院重視，呼格吉勒圖很快通過偵查、批捕環(huán)節(jié)，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并以流氓罪、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案發(fā)61天后，剛滿18歲不久的呼格吉勒圖被執(zhí)行死刑。